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吉隆坡的“双塔”是这个城市的标志。在离双塔不远的市区，有个叫本纳赛（PENGASIH）的康复社。透过周围茂密的树林，可以看见脚下有几排简陋的平房，中间有个小池塘，坐在池边与人说话时，池里的鱼儿游来荡去。
那简洁的门坊上赫然写着几个使人心动的字：“帮人者，助己也。”
这里没有大门，也没有围墙。但一些造型别致的物体上有这样的文字：
“你曾经的作为成了你的今天。”
“你还活着，咱们欢呼吧！”
“你并不孤独——我们为你而存在。”
“让我们一起奋斗，一起成长。”
………
在一个长长的走廊上放着几十双样式各异的鞋，房门半开着。门口小桌旁有人坐着值班。屋檐下的木板上有几个大字：我为何来到这里？
他们因为吸食毒品而来，是向康复社自愿“投降来的”。他们被称为“嗜毒者”。
康复社已有整整十年的历史，两千多人先后在此戒毒并走向社会，其戒毒成功率高达95%以上。
1991年10月6日，几个热血青年选中了这个空地，自己动手搭起几间房子，开始招收做了毒品俘虏的人。同样，那些年轻的志愿者也曾饱受毒品之害。他们戒毒后想到了别人。于是，决定在这风景如画的地方向毒品开战。不久，他们收了近百名吸毒者，以其独特的方式教化人们远离毒品，珍爱生命。
他们获得了巨大的成功，也引起世人的广泛关注。其特色之一就是所有的员工都曾是嗜毒者。他们恨毒品，也知道毒品的“厉害”，更懂得吸毒者的心态。特色之二是以宗教的方式感化心灵，从思想深处根绝复吸的意识。这也许是他们成功的要素了。
每个员工的办公室里挂着康复社的“宗旨”：
我们——志愿者们——在无名氏的带领下，正为没有报答的人们做着不可能的事情。我们已为之做了很多——岁月悠悠，酬报微微。而今，我们有资格一无所求地做着一切。
这里二十四小时都在行动。值班室是开放性的柜台，接待来宾，接听电话和求助。夜里由6∼8人组成“巡夜员”，负责火警、安全。墙上的“人员活动栏”清楚记录着工作人员和烟民的进出情况。
这里共有95个烟民（截至2001年11月），其中大学生一名，博士一名，其余为高中生；27个工作人员。烟民一次性至少交生活费200马币（一马币约合人民币2，2元），最多500马币，一般由家属交，交不起的靠社会捐助。工作人员不拿工资，只领取一定的补助。
烟民一般由家属送来，也有从街上“请”来的无依无靠者。最小的烟民才十七岁，最大的五十余岁，康复社将他们按“病人”看待。但他们决不提供“代用品”以缓解病人的“痛苦”。毒贩不敢冒犯此地，若有胆大妄为者，大家联手将其扭送警署。
伊斯兰是马来西亚的国教，所以康复社的日程安排也很有特色。除一天五次的礼拜和一日三餐，主要活动有：1，打扫；2，一小时的早会，用来谈心、讨论；3，在各自组内做自己的事；4，每天下午一小时的学习班，由专人从医学、生理、心理、行为、社会、家庭及个人角度剖析毒品，并请烟民控诉毒品的危害；每星期四晚，由伊玛目（穆斯林的领袖）在礼拜殿组织学习宗教知识，每天逐一走访、检查、补课，有时还请到办公室谈心、补习。周日，仅有的一名基督徒还可在员工的陪同下到市区教堂礼拜；5，晚餐前自由娱乐；6，最后一次礼拜后，有时学习，有时参加各自的兴趣小组；7，十一点半熄灯休息，入睡前，由值日班长报告当天情况。
这里教室、桌椅、健身设施、电声设备齐全，有公用电话和自办的网站。
这里的一切事务为“五五负责制”，即工作人员和烟民各做一半。开饭像军事化：大家整齐地站在饭桌旁，齐声先向厨师们致谢“谢谢厨师！”，然后，开始排队打饭。
笔者访问了两个员工，两个烟民。
优努斯（Tuan Haji Yunus）：主任，39岁，一米八以上的个头，生得很壮实，是康复社主要创办人。他有过十五年的吸毒史，戒毒后去沙特阿拉伯麦加朝觐。
“问题不在毒品本身，而在吸毒者本人。要像帮自己的儿女一样地帮他们。来这里的人必须有这样的决心：我们举手投降来了——只有别无选择才能成功！戒毒时间最少八个月，最长一年。戒毒后，先送到不同的地方一面进行职业培训，一面继续观察。期满后，人人都有机会进入社会谋生，把一部分人送往新加坡、印尼等地工作。即使找到工作后，我们仍然派人‘追踪、看管’他们。所以，从这里出去的人员中，只有5%左右的人复吸毒品。但我们不会放过他们，要么及时招回，要么由家人送来。还有，我们使无家可归者长期住在这里，帮助未婚者找对象、结婚。
“毒品首先毒害的是人的心灵和思想，而不仅仅是肉体。要使吸毒者早日戒毒，就必须触动他们的灵魂。这个工作需要大家的不懈努力。我们已无权怠慢和逃避。要知道，毒品早已不分人的出生、地位、肤色，它的哲学是同样的。谁都不能笑得过早，因毒品正长大血口猎取目标，正把魔爪伸长。所以，我们又在印尼开了分社。
“人的力量很有限。我们活在现实中，不在幻想中。我会衰老。我会让更合适的人来接替这一工作。”
纳吉布（Najib）：伊玛目，志愿者，28岁，中等个子，未婚。十三岁开始吸毒，共持续八年，直到二十一岁时才戒了毒。
“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即戒毒五年后，我成为康复社的伊玛目，给大家领拜并组织学习。我的任务是让他们坐下来，一起探讨生活中除了毒品，是否还有更美好、更珍贵的事物。与他们交心、交友远比演说奏效。他们先从我们中得到温暖，受到尊重。因为，他们曾招徕的歧视与他们留给周围的麻烦一样多。随着话题和时日的延伸，他们逐渐淡忘毒品，甚至慢慢憎恨毒品，进而对毒品说‘不！’了。
“当然有人试图逃跑，因这里没有围墙，没有警察。我们会阻拦他，使他静下来。如实在拦不住，就让他去吧。但他还会回来的，一般由家人送来。外面的世界已对他们构成威胁；毒品时刻在寻找他们。他们终于成功了，又重新开始生活了。
“毒品只看你手里的钱，它并不管你是穆斯林还是非穆斯林。毒品是人类共同的敌人！歧视吸毒者已毫无作用，只有禁绝毒源才是大家的出路。我们的法律规定：十五克毒品可处毒贩死刑，每年近百人因此在吉隆坡伏法。”
赛义德（Said）：烟民，51岁，未婚，瘦小，曾留学德国五年，是前飞机机械师。
“我二十四岁起喝酒，喝了三十年，又吸食毒品十年。我的肝和肾已差不多都坏了，我的生命期限不长了。1997年我悄悄来到这里。前三年半，我没有告诉家人我在这里。我父亲是大富翁，留给我一笔钱，钱我用不完的。现在，我在这里看管供应开水的锅炉，同时维护房屋。我不出去了，我的余生将在这里度过。
“鸡也有思想，不过比人的低，因为它只知道觅食。人一旦找到毒品就没有思想了，连鸡都不如了，因为鸡不会自杀，不会给同类带去痛苦。”
爱珐（Effa）：一个23岁的小个子姑娘。应该说，她拥有一个动听的名字，人也长得漂亮，可黑心的毒品还是没有放过她。
“起初，有人免费给我吸食毒品。我忘了康复社挂在墙上的宗旨：‘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’。因为，那时我还不知道这个庇护所。毒品害了我好久，毒品使我失去作为女人的许多天性，也使我的父母失去生活的欢乐。他们从来就没有笑过——自女儿吸毒后。其实，贩毒的人才是真正的祸害，尤其躲在背后看我们吸毒的那些大老板们。他们吃的、喝的、用的、住的都是吸毒者的鲜血，是我妈妈的眼泪。
“我已经与毒品决裂。我多么希望留在这里工作，因为我从此获得了新生。我需要三个月的职业培训，并经考试合格才能享有这一机会。”
2001年10月6日晚，适值康复社十周年纪念日。一场暴雨后，吉隆坡的空气更加清新，康复社的夜晚也格外透明。一次近千人参加的庆典开始了。
那晚，妻儿、恋人、名流、嘉宾都来了，他们百感交集地坐在台下。当卫生部副部长按下多媒体成果展的按钮时，随着激昂的音乐，一幅幅记录康复社酸甜苦辣的资料跃上大屏幕。当演示被毒品害成骷髅一般的生命时，那悲怆的乐声竟催人泪下，使现场有良心有血性的人，不能不对毒品怀上深仇大恨。
接着，烟民们诵读了诗歌，表演了节目。社会各界向有功人员一一颁奖。庆典结束后，所有来宾吃起同样的自助夜宵。
那晚，本纳赛特别热闹，人们平等和气地谈笑着。
笔者也注意到，那些刚来的“重病号”却安静地留在“病房”里，虽然他们没能分享当晚的欢乐。
他们的成功经验表明，无法通过强制性措施从身体上隔离毒品，只有用伊斯兰信仰的力量打动嗜毒者的心灵，才能逐渐禁绝毒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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